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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书法是一种制度安排
什么是制度呢？制度就是一种激励结构，一种激励规则，人人都是必须遵守的，譬如书法协会规章制度。在古代，书法就是一种制度，特别是在封建社会,能舞文弄墨的不是富贵人家的子弟就是落魄的文人,或者是有意向仕途上奔跑的人。这种制度规定了人们必须要把字写好，绝对不能马虎，否则就不能生存。在古代社会，人们要想发财，必须走当官这条路，没有其他任何的选择。现在，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古人的书法作品璀璨夺目，非常好看，例如，王羲之那鼎鼎大名的「兰亭序」是在略有酒意时写下的，事后多次尝试也写不出更好的作品，这是因为制度的安排，人们必须要这样做，追求更高、更美的境界。
可是，对于古人来说，必须要写好字，练好书法，只是古代文人的唯一出路。科举时代，字写得好曾经成为无数士子晋身的首要标准。汉代以来，一直成为惟此为高、“非志士高人不能为”的境界。一部书法史，记载了多少才子“池水尽墨”、“退笔成冢”的辛劳，记载了历代书家论教诠释的孜孜不倦。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原籍琅琊，定居山阴。 我国古代著名的书法家，被后人尊称为“书圣”。 他的书法被誉为“龙跳天门，虎卧凤阙”，给人以静美之感。在童年时代，王羲之就对书法有浓厚的兴趣，他在练字的时候，往往废寝忘食。据说有一次，他想书法入了迷，居然把手中拿着的面包当毛笔，用来沾墨想写字！他经常到屋外的小池塘洗毛笔，结果池里的水都变黑了。 据作者巩曾的《墨池记》一文说：“临川郡城的东面，有块突起的高地，下临溪水，名叫新城。新城上面，有一口低洼的长方形水池，称为王羲之墨池。这是南朝宋人荀伯子在《临川记》里所记述的。王羲之曾经仰慕东汉书法家张芝，在此池边练习书法，池水都因而变黑了，这就是他的故迹。王羲之的书法到了晚年才渐入佳境，看来他所以能有这么深的造诣，是因为他刻苦用功所达到的结果，而不是天才所致。但后世没有能及得上王羲之的，恐怕是他们所下的学习功夫不如王羲之吧？看来学习的功夫怎么可以少花吗！更何况对于想要在道德方面取得很高的成就的人呢？” 唐朝一位大画家郑虔，擅画，而且写得一手好字，有“诗、书、画三绝”之誉。郑虔家中贫寒，酷爱书法，天天练字，却没钱买纸。一次他得知长安慈恩寺的和尚每到秋天时总扫落叶，把它们收贮在几间房子里，便每天到寺中取些树叶回来在树叶上练字。一张树叶，正面写了写反面，日复一日，从不间断。几年后，几间房子的树叶都被写遍了。后来，唐玄宗看到了郑虔的诗书画，拍案叫绝，挥笔在画下题上“郑虔三绝”几个字。 以上两个事例（当然还有许多的事例）已经说明了，古代文人练好书法，写好字是通向仕途的唯一道路，没有其他的方案可供选择，这是制度因素决定的——古代文人的唯一诉求。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封建社会能留下很多的文学精品和书法瑰宝。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历经数千年而长盛不衰。如今，丝绸与瓷器世界各地均可制造，之精美、之考究，于中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今，丝绸、瓷器恐怕已经不足为中国文明的象征了。这样说起来，中国文明的象征，中国艺术的独特，非我们自古使用下来的书法莫属。与其将中国译成China，倒不如换译成Calligraphy。
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到清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历时1300余年，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官制史角度看，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和巨大进步。科举制度作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而书法作为士子文人参加科举考试的一种必备的技能，也因此受到了科举考试的深刻影响。 唐代科举，无论是贡举还是铨选，书法都列为重要科目或作为任用的先决条件。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先考书、判，观其书是否工整，文理是否通达，然后再考身、言，观其体貌是否端正，口齿是否清楚。在四项之中，以书、判最为重要，当然，身、言也必须符合标准。全面衡量合格之后，便可授予不同官职。这种吏部复试的程序，往往由于当时海内晏平，选人万计，吏部不能一一铨察其身、言，便出现仅凭书、判的现象。虽然天宝九年（750）颁有“取人不得限以文判”的命令，但徒行文书而已。书、判，其实都是选人判案的两个方面，书写水平即字体是否正详、笔迹是否流美，直接影响到判案即如何处理狱讼的文辞质量，因此又是试判的关键。 在唐代科举考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士子文人从考取进士到通过吏部复试获取官职，书法都是一个必须具备的基本技能。特别是复试中的身、言、书、判中的“书”是要求“楷法遒美”，这就要求考生必须写得一手好的楷书。“初唐四家”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薛稷都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成为朝廷重臣。欧、虞、禇、薛都是楷书大家，在楷书创作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中国书法史上楷书的典范。 唐代是中国书法史上楷书的鼎盛时期，名家辈出，异彩纷呈。这些楷书作品字迹大小整齐划一，点化形态和结体变化不大，无不以法度森严，将用笔规律、结体范式制定出了后世难以超越的准则。正如欧阳询所说：“四面停匀，八边俱备，短长合度，粗细折中。”唐代统治者以书为教，以书取士，设立博士，建立法式，制订规矩，推出典范。 那么，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唐朝出现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薛稷四大家，而且，现在的人没有办法超越呢？因为这唐朝皇帝的喜欢，爱好，皇帝就是喜欢楷书。于是，士子文人就投皇帝的爱好，喜欢，他们成名、成功的机会就会增加。这里有一故事可以说明：
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封建社会的一位帝王，他常常在处理政事的空闲时间里，潜心练习书法。当时，被誉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就在宫中任职，由于他精通古今，文章书法下笔如神，因而唐太宗一向很尊敬他，也经常临摹学习虞世南的书法。
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唐太宗深深感到虞世南字体中“戈”字最难写，不容易写出其中的神采。有一次，他练习“戬”，因怕写不好有失体面，免得各位大臣看它的笑话，于是便故意将“戈”字空着不写，而私下请虞世南代为填补。 唐太宗为了显示自己在书法方面有所进步，便拿着几幅作品请谏议大夫魏征观看，并征求魏征的意见说：“你看朕的字是否像虞世南学士的字？”魏征恭恭敬敬地仔细看了一遍，始终含笑不语。这时，唐太宗有些焦急地问他:“是像还是不像，你怎么不说话?”魏征连忙说道:“臣不敢妄加评论陛下的书法。”唐太宗说道：“你直言无妨,朕恕你无罪。”这时魏征才奏道:“据臣看,其中只有‘戬’字右半边的‘戈’旁和虞学士写的一般无二,其余的均相去甚运”。唐太宗听了这番话后后,感叹不已,深深佩服魏征的眼力。 这一个事例最好说明了，魏征书法水平之高，而且能够得到皇帝的赏识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文人为什么要入仕？还是用孔的话说：“学也，禄中其中矣”。对这句话，宋朝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写过一首《劝读诗》，形象在予以阐释：“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村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种追求，有实现了的，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立谈而致卿相”，或者是科举时代的“朝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仕途上是有不少这样的幸运儿的！仕途，仿佛是一条平直的康庄大道。书法的作用在封建社会发挥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在唐朝以后，书法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地位开始以一种制度的形式向前不断演进并表现出各个朝代的统治方式。就拿唐朝为例，皇帝为了选拔人才就得通过考试---写文章（论治国的文章）---来检验“准官员”，除了文学才气，则书法的好坏也是表达自己诉求的一个有效途径。古代“学而优则仕”是每个文人的最高理想，也是实现自己抱负的管道。 所以，笔者以为， 中国书法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历经数千年而长盛不衰，是因为一种制度的安排，制度的设计。
著名书法家：祝人良 2006-6-30 16: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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